『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当1949年元旦即将到来的时候，位于津浦铁路北段一个叫泊头（人们习惯上称其为泊镇）的小城到处是银装素裹，尽管已经是封冻的季节，但是穿城而过的古运河上却不时有浩荡的部队和各色车辆穿过，异常繁忙。从1948年5月起，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机关在负责人刘仁的带领下就已经驻扎在泊头的运河两岸，迎接全国解放，准备接管城市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948年12月初，刘仁等人去华北局开会，几天后回到了泊头。12月12日，华北局城工部召开干部会议，刘仁十分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多年来我们说“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现在时机已经到来了。东北全境解放后，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我东北野战军已经挥师入关，平津两市已被我军分割包围，平津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北平市委已经组成，由彭真同志任市委书记，赵振声同志为副书记，因为他是李大钊同志之子，华北局决定，赵振声同志今后改称原来的名字李葆华。会上，刘仁还告诉大家我们自己的北平市长已经确定，就是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并说剑英同志也是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任市委第一副书记。就在这次会上，刘仁向大家宣布：华北局指示，城工部机关工作人员，六成分往北平，四成分往天津。大家先自己报名，最后服从组织决定。他还说，12月15日晨从泊头分头出发，去天津的同志，到天津以西的胜芳镇集中待命；去北平的同志，到保定市集中待命，限12月18日以前到达。去北平的，由顾德、孙国操、李珍等人带队，到保定后，找赵振声和韩钧接头；去天津的，由于志远、陆达等人带队。
从12月12日到15日，尽管只有3天的时间，但城工部里弥漫着空前兴奋的气息，准备转移工作在极为迅速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2月15日凌晨，刘仁首先带领几位同志和一部电台，坐了一辆破旧的日本造小汽车出发了。按照计划，机关工作人员分成了两个大队，随后分头出发，直奔保定和胜芳。
接管平津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1949年1月14日下午，中共天津市委做出决定：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各个方面的接管人员，应于15日早晨从胜芳镇出发，争取当天进入市内开始接管工作。
此时，解放军己攻入市区。由于前方战事发展很快，天津市委领导同志乘车先期到达杨柳青镇。
1月15日，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和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刘亚楼等一起，率领军管会人员奔赴天津城内。黄敬、黄火青、许建国、黄松龄、吴砚农、丘金、杨英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分乘吉普车进城。其他接管人员，乘大卡车分批向市内开进。
大卡车队一大早从胜芳出发，先到杨柳青镇，再向东行，沿南运河大道直奔天津。
天气晴朗，阳光照射到地面的雪上，变成了五颜六色。冬天的天气，越晴越冷，加上大卡车开得很快，就更冷了。人们挤在大卡车上，虽然身体感觉到冷，但心中却燃烧着胜利的火焰。前方战士们打了胜仗，下面就要看他们的了，胜利的果实要靠他们来巩固，这是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
他们怀着这种崇高的使命感，急切盼望赶到城内，也就忘掉了寒冷。
大卡车队行进到南运河大堤的公路上，距天津西营门已不太远。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公路上从西往东去的是各种车辆；从东向西去的则是戴着大皮帽子、全副武装、雄壮整齐的第四野战军的战士们。他们胜利地完成了攻城任务，正在向新的战场转移。
大卡车上的接管干部们看到自己英雄的队伍，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招手致意，有人还喊道“同志们辛苦了”、“向东北野战军老大哥学习！”“祝贺天津解放!”……
东北野战军的战士们也向车上的干部们欢呼，有的人还把帽子抛向空中，共庆胜利。
公路两旁的庄稼地上，也走着一队队人群，他们是由解放军战士押送的国民党军战俘。这些人衣帽不整，狼狈不堪。一些伤员的头上、身上缠着纱布、绷带，走路一拐一拐的。少数穿绿呢子军大衣的军官们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垂头丧气地和他们的家属走在一块。
离市区越近，人越多，汽车不能像开始那样开得那么快了，只好在人流中缓行。
下午4点多，接管干部的车队终于穿过西营门，进入市内。车行到西马路、西南城角时，还断断续续听到枪声。
车在市内行驶，沿途呈现出战争的痕迹：被炮火摧毁的敌人的坦克，还歪歪扭扭地躺在街头；碉堡前和马路旁国民党士兵的尸体尚未来得及清理；一些被枪炮击毁的汽车还在燃烧，冒出一股股呛人的浓烟；建筑物上可以看到累累弹痕……
看到这种景象，接管干部们越发感到他们肩上的担子沉重，他们也坚信，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他们的努力工作，一定会很快医治好战争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创伤，在废墟上恢复和发展生产，把天津建设得更加繁荣、美好。
黄克诚率领的军管会人员入城后，立即发布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宣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电令：“天津市及于近郊国民党匪军业已肃清，塘沽、大沽国民党匪军，亦将就歼。为着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着令在天津市并东至塘沽、大沽，南至静海，西至杨柳青，北至杨村所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之下的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区军事管制时期的权力机关。统一全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任命黄克诚、谭政、黄敬、黄火青、王世英、许建国、李聚奎、钟伟、袁升平为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并任命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本会遵令即于1月15日宣告成立。本主任暨各委员亦于该日到职视事。奉行共产党所制定的城市政策，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实施军事管制。
军管会在当日接管了国民党广播电台后，立即建立了天津新华广播电台，并于当晚18时开始播音。人民播音员热情而又庄严地向全市人民宣告：
“天津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这块土地上的反动统治从此结束……”
接着，广播电台又播出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告天津人民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等。
胜利的消息通过广播电台立刻传遍了全市，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
在广播电台的门前和院子里，挤满了群众，他们挥舞着彩色的小旗子，高呼口号“天亮了，我们解放了!”“人民解放军万岁!”“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致敬!”……
电台开始播音后，不断地接到外边打来的电话。这些电话除了庆祝解放之外，一致要求反复播送党的城市政策和法令。
根据群众的要求，电台反复播送了平津前线司令部、天津市军管会的重要文告，转播了中央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直到次日凌晨1时才结束播音。
天津会议大楼，这里曾是前美军驻天津司令部所在地。日本投降后，为了抢占被八路军包围的天津城和夺取华北地区抗战胜利果实，美国政府派出海军陆战队，于1945年9月30日在塘沽登陆，并侵入天津和北平。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就把他的司令部设在这所大楼里。1945年10月6日，在这所大楼前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骆基代表盟国接受了日军投降。之后，美、蒋、伪合流，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那时，他们以胜利者自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曾几何时，他们失败了。中共天津市委接管人员高昂着头，迈着大步，走进这所大楼。
会议大楼见证：天津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月16日清晨，会议大楼门前挂起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牌子。对外，这里是天津市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内部，这里是中共天津市委的工作机关。
市委机关的工作由黄火青和于致远主持。一大早，市委秘书处和组织部的同志们便满怀兴奋的心情来这里上班办公了。
他们在大厅和楼上各个房门上贴上纸条，注明是哪个系统、哪个地区的报到处。
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来报到了。天津解放了，反动军队、警察已被消灭，他们再也不用以隐蔽的方式为党工作了。现在，他们可以公开身份，为党做更重要的工作了。
前来报到的地下党员，有的西服革履，有的穿着旗袍、高跟鞋，有的穿着长袍，有的是一身工人服装，有的是学生打扮，真是五光十色。若不是前来市委报到，他们相互之间很难认识，很难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同志。到了市委之后，他们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兴奋异常，彼此之间也很快熟悉了，在一块儿亲亲热热地交谈起来。
市委组织部早已掌握了地下工作人员的名册和档案，来报到的人经过简短的谈话后，便被分配到指定的单位去工作。
下午，由黄火青主持，杨英、于致远等参加，在会议大楼大厅召开了有二三百人参加的天津地下党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天津地下党各委员会、各系统的负责人，还有部分地下党员。
在这次会上，市委的领导同志和长期坚持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见了面。在两条不同战线上工作的同志光荣会师，共庆天津解放的伟大胜利。
黄火青代表市委在会上讲了话。他充分肯定天津地下工作者长期以来为党工作，为天津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对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加快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并向与会的同志们提出了做好接管城市工作的要求和希望。
地下工作者们不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第一次亲耳聆听高级领导同志的讲话，感到温暖、亲切，同时也受到很大的鼓舞。通过这次会议，他们明确了以后的工作方向，增加了迎接新的斗争的信心。
当接管干部奔赴天津市开始接管工作不久，随着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签订，接管北平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
接管北平的部队于12月15日下午1点多钟从泊头出发，途经献县、河间、高阳，于12月18日下午天黑以前按期赶到保定。
在保定城内的西南角，有一所原来国民党政府开设的监狱，保定解放后，成了保定军管会的招待所。前后到达保定的部分人员就被安排住在这里。当城工部负责人向有关方面问起如何同赵振声、韩钧接头听取指示时，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你们虽然按期到达保定，但是时间已经晚了，因为前方形势发展极为迅速，12月15日，北平西郊的清华园已经解放。赵振声同志、韩钧同志已离开保定，去了前方。另外，华北局党校、华北大学、中央组织部等单位的同志，均已离开保定起程北行，奔涿县去了。”听到了这个消息，许多同志都无法按耐住激动的心情，要求立刻动身，赶到前线去。这样，到12月19日，城工部分路行动的各小组在涿县会合了。
在涿县，有关领导明确指示：从现在起，不再叫城工部了，北平市委已经成立，对外就说是市委的人。随后，便赶往北平。这一路，大家的心情异常激动和振奋。一位当事人回忆说：
到涿县东门外去上火车。此时的具体时间为12月19日与20日之交的那个午夜12点左右。我们乘坐的是那种只有一扇左右拉动的大门、没有窗户的车皮。时正严冬，实在冷得很。但是，我们都有一种“坐上了解放区自己的火车”的无以名之的愉快，这愉快是只有在那种环境中才能感受得到的，又加是向更近的北平近郊进发，即使再冷，心里也是高兴的。不过，我们不知道火车究竟要开到那里去。车走得很慢，天刚亮的时候，停在了离北平不远的长辛店。我们随着下了火车，按照打前站同志的安排，分别住了下来。……住在一个类似今天的储蓄所那样的单位里，不知道是叫办事处，还是叫什么，总之，他们的人都不见了。前边有个门脸儿，走过穿堂门儿，后边有个小院子，长条儿，窄窄的，三面都是房。我们几十个同志便就地睡在这些房子里。一个人只带了一条棉被、身穿一身棉衣，没有别的。天冷，底下铺了席子，多垫些谷草、麦秸就是了。为了防止睡熟以后把被子蹬开，有些同志便用自己的腰带把脚那头捆住，弯曲着腿睡，就这样，睡得也满香甜，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这时，丰台、石景山、海淀一带，都已被解放军占领，成了新的解放区。
先后到达北平前线的城市接管人员，最后陆续在良乡集中。
良乡镇位于北平西南20公里，是北平的西南门户。这个因“人物俱良”而得名的县镇，因为突然暴增的人口，迅速变得十分拥挤，为此，有关部门不得不将一些部门和单位安排到县城周围的村子里。
大家在良乡住了约1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市委领导，对于从四面八方来的干部的教育，十分重视，抓得很紧很紧。常常是彭、叶首长亲自作报告。教育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政策教育、入城纪律教育和生活常识教育。彭真(那时代号为“509”)多次强调，入城之后，务必要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一定要保持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千万不要被资产阶级所“同化”，千万不要走李自成进北京的老路。他反复强调，新老干部、城外老区来的干部和城内做地下工作的干部，一定要搞好团结。指出，老同志不要背老资格的包袱。他风趣地说：背个包袱像地球那么大，干什么?如果新老干部发生不团结，那老干部就要负主要责任。他还说：新干部当然也不要把知识、年轻当成包袱，也要努力搞好团结。他多次指示：同志们一定要遵守入城纪律，不准抢房子，抢沙发等，遇事要多请示汇报，不可各行其是。不准开汽车轧人。他指出，谁违犯纪律，谁就要受到严厉处分，就把你送出北平，再也不准你进城。
叶剑英(当时代号为“601”)每隔些天就要亲自向大家作一次报告，他常讲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对于大家在学习1949年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学习1月14日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疑问，他都作了讲解。给许多当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谈到军事形势时，叶剑英竟然能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地背诵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
就是在与大家的谈话中，叶剑英明确告诉大家：北平将来就是红色的首都，我们要把北平的工作搞好。他说，我们进北平，是去革命，革命就是对反革命的无情镇压，不可模糊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叶剑英还不厌其详地教育从农村调来的同志，入城后生活上应该注意些什么。例如，如何使用电灯开关，如何使用抽水马桶，走路要靠右边走，要遵守交通规则……等等。
在对大家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接管北平的组织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机构设置大体是按照党委机关系统、军管会系统、政府系统和群众团体系统考虑和设置的。干部大体是新老结合，以老为主。在党委机关系统，市委本身设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研究室、干训班、《人民日报》北平版、直属机关党委等。
市委还按照北平当时的区划，组成了各区区委。
在军管会系统，北平市军管会主任为叶剑英、副主任为谭政。军管会设有两个委员会，一个物资接管委员会，负责人为戎子和、苏井观；另一个为文化接管委员会，负责人为钱俊瑞、沙可夫。军管会还在郊区设了四个军管分会。东北分会设在通县，东南分会设在黄村，西南分会设在丰台，西北分会设在海淀。这四个分会的负责人分别是董昕、柴泽民、肖思明、刘导生。
在政府系统，市长就是叶剑英，副市长为徐冰。当时设立的市政府最重要的机构是公安局，局长由市委社会部长谭政文担任。政府系统，也按照当时的区划，设了区政府和公安分局，同样是内七、外五和郊区一些区，都配备了区长和公安分局长。
在群众团体方面，市总工会负责人由萧明担任；青年团工作负责人由高棠担任，市妇联负责人由张秀岩、张晓梅担任。
各机构组织和人员配备完成后，各单位便在负责人率领下紧张地进行接管的准备工作。就市委组织部来说，一方面把集中在良乡的2000多干部尽可能迅速合理地分配了工作，同时考虑城内还在做地下工作的干部入城后如何合理分配。另一方面，对城内2000多名地下党员，也有重点地进行整理审查，对被捕的同志、对失掉了组织关系的同志、对已经入党但又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同志，如何妥善处理，都做了细致妥善的规划和准备。
形势的发展迅速异常，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变化。1月中旬以后，彭真和不少接管人员离开良乡，陆续向前方移动。1月底，一些接管北平的机构已经在颐和园后边的青龙桥等北平近郊驻扎下来，等待进一步通知。
1月28日，叶剑英根据协议的有关条款，致函傅作义：
宜生先生勋鉴:
联合接交机关拟于明日(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在城郊开筹备会，请转告贵方参加人适时到会为荷!
傅作义收到信后，于29日上午致书叶剑英：
剑英先生勋鉴：
一月二十八日大函敬悉，兹派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前往参加，即请查照并颂
时祺
傅作义一月二十九日
1月29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一。北平人民正在欢度春节，颐和园里没有游人，显得十分寂静。
下午，程子华、莫文骅等首先来到颐和园。他们没有马上进入园内，而是在门外等了一会儿，准备和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共同入园。
不多时，一阵汽车马达声由远而近。傅方代表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乘车到达了。
程子华、莫文骅迎上去，和他们亲切握手、问候，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一同来到景福阁。
景福阁里，工作人员早已摆好桌椅，沏上茶，等待傅方代表到来。
叶剑英、陶铸、徐冰、戎子和等解放军方面的代表，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和谈话声，知道傅方代表己如约到达，赶紧出门迎接。
叶剑英对郭宗汾等三人说“欢迎!欢迎!我代表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欢迎傅作义将军的代表到来。”
大家一起到屋里坐下，叶剑英又指着陶铸等人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方代表陶铸、徐冰、戎子和。”然后，他又指着程子华、莫文骅说“这是程子华同志，他是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兼政委；这位是莫文骅同志，北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
叶剑英介绍完之后，周北峰立刻站了起来，说：“叶将军!诸位代表!程、莫两位将军!请允许我把我方的代表也介绍一下。我本人大家都熟悉了，不必介绍。这位是华北总部副总司令郭宗汾将军。”
郭宗汾赶忙站起来，向大家点点头。
“这位是华北总部副秘书长焦实斋将军。”焦实斋也站了起来，向大家点头致意。
周北峰介绍完之后，叶剑英高兴地说：“傅将军派诸位来同我们合作共事，我本人及我方其他代表，都非常高兴，愿我们合作愉快，为北平人民做些好事。”
叶剑英又说道：“联合办事机构，我为主任，希望大家互相配合。当然，我们合作，也是要讲原则的。我先讲一下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第一，共产党人是坚持原则的。双方在共同工作中，如果发生原则问题的争论，希望朋友们要从共产党人维护最大多数人民最长远的利益这一原则立场来理解我们；第二，共产党人是履行自己的诺言的。凡是我们通过了的决议，签了字的文件，我们是坚决执行的；第三，我们愿意和真诚的朋友长期合作，并且希望有更多的贵方的有识之士同我们合作。如果能将北平的经验推广到太原、大同、南京乃至全国，那就更好了。”
叶剑英讲完后，郭宗汾也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说：“叶将军的讲话很谦虚、和蔼，所讲的原则我们都同意，回去一定转达给傅先生。傅先生也很愿意将北平的局部和平，促成全面和平。对于联合办事机构，我们愿以最大的努力和诚意，加强我们双方之间的合作。”
接着，傅方代表向解放军代表报告了北平城内的治安、秩序和军队等情况。
叶剑英等听后，又详细、具体地进行了询问、了解。傅作义的代表认真地做了答复。
在关于联合办事机构的性质问题上，双方有所分歧。郭宗汾提出：“叶将军，我们希望联合办事机构能够成为一个政权性的机关。”
叶剑英马上解释说，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局外人胡乱揣测，不明性质，以为是两家组成的像小联合政府那样的权力机构；另一种看法是把它当作工作机关，在一定时期内受领和完成一定的任务。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工作机关而不是政权机关。”
叶剑英的话柔中有刚，既坚持了原则，又讲得有分寸，让对方能够接受。
双方经过商讨，最后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议决此次会议即为联合机构之成立会议；
议决在本月31日上午（12时前）北平城中所有之国民党军一律撤出，开至规定地点，当日由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
钞票问题，入城后废止金圆券之使用，在就地印钞厂印人民银行流通券，印刷机器、工人等由郭宗汾负责；
决定联合机构设在东交民巷旧日本大使馆内，并即规定办公时间，依时上班办公。
2月1日，联合办事机构在颐和园景福阁举行第二次会议。叶剑英、陶铸、徐冰、戎子和、谭政和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八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决定：
本机构名称定为北平联合办事处；
办事处组织机构：军事、财经、文教行政三组，另设正副秘书主任，下设秘书若干人；
北平联合办事处主任为叶剑英、副主任为郭宗汾。军事组由陶铸、郭宗汾负责；财经组由戎子和、周北峰负责；文教行政组由徐冰、焦实斋负责。
“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办公地点，在北平东交民巷御河桥2号。第二天，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军管会入城办公，并向全市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入城办公布告》：
本会前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电令成立，为全区军事管制时期的权力机关，统一全区的军事和民政管理事宜，剑英等业于一月一日在郊区布告就职视事。现因北平全市已告解放，本会于本月二日移入城内办公，继续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确立革命秩序，仰我全市人民同心协力，为彻底完成军事管制时期的紧急任务及人民民主建设事业而奋斗。
特此布告周知。
主任叶剑英
副主任谭政
同一天，北平市人民政府也向北平人民发布了入城办公布告。
2月2日，北平市警备司令部成立，并发布了成立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本部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令：“为确保北平治安，保障革命秩序，着即成立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并任命程子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明治、吴克华为副司令员，莫文骅为副政治委员，随令颁发‘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关防’一颗”，等因。子华等遵令于即日就职视事，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执行任务。
特此，布告周知。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
副司令员彭明治吴克华
副政治委员莫文骅
平津前线司令部也于2月2日移驻城内。
2月2日上午10时许，位于王府井大街南端路口西的北京饭店门前，人们一下子热闹起来。一辆接一辆的吉普车驶过来，在北京饭店门前停下。一位身材魁梧的将军首先走下车，人们看清了，正是平津区卫戍司令聂荣臻。紧接着，又从吉普车上走下了林彪、罗荣桓。他们健步进入北京饭店。彭真、叶剑英也来了。这几位平津地区的最高首长，在北京饭店下榻。
当日下午，林、罗、聂、彭、叶等开了一个碰头会，商谈了人民解放军入城式的有关事项。入城式以刘亚楼为总指挥，他向诸位首长汇报了准备情况。
“卖报!卖报!新出的《人民日报(北平版)》!”报童们在北平的大街小巷边跑边喊。
这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共产党发行的第一张报纸。报童的喊声立刻吸引了街上不少行人。
“给我一张!”
“我也买一张!”
人们把报童围了起来，一会儿，报童手中的报纸卖完了。“今天卖得真快!”报童高兴地把钱收好，跑开了。
人们都迫切希望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买到报纸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读起来。
2月2日的《人民日报(北平版)》，以“为建设人民民主的北平而奋斗”为通栏标题，标题下面，发表了长篇文章，以此代替发刊词。文章指出：
北平解放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各界人民的支持，由于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无敌的威力，由于国民党军中很多爱国的官兵不愿意在蒋介石指挥下继续反革命的内战，包围北平的人民解放军，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一月十四日的和平声明的基础上，争取了固守北平的国民党军队接受民主改编的原则。这样，我们就把这座历史名城和二百余万人民，用和平解决的方法从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从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奴役下的北平的黑暗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北平永远为人民的北平了。
文章进一步指出，北平解放，和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任何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权转移不同，北平的新政权是劳动人民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文章要求人们在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下，发展北平的各种生产，使之在国民经济建设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文章号召北平人民“向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动员我们的一切力量，共同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北平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声音，通过《人民日报(北平版)》，迅速地传遍了北平社会各界、各阶层、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厂矿、学校，人们从中看到了古都的希望。
2月4日，在原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会议厅里，人民政府接管旧北平市政府的仪式在这里举行。
下午3时半，在激昂的军乐声中，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迈着稳健的步子进入会议厅。
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刘瑶章率领高级官员站在门口两侧，迎候叶剑英、徐冰到来。
仪式开始后，刘瑶章手捧原北平市政府大印，交给叶剑英。刘瑶章说：“叶先生、徐先生，我代表旧北平市政府，把旧北平市政府的大印奉交人民政府。旧北平市政府所有一切官员、职员，听候人民政府处理。”
叶剑英接过大印，然后发表了讲话。
他说：“人民政府对旧北平市政府的接管，虽然是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的。但我们对旧政府的接管，不同于过去的改朝换代。我们共产党人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人民政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旧的政权机构，是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一向剥削和镇压人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因此，旧的统治机构必须整个地加以打碎。把北平从反动政权的手里转移到人民的手里，是一场革命。旧政府的各级负责人，要配合人民政府，把接交工作做好，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好坏分明，决不含糊。服务于旧政府的职员们，要安守岗位，听候处理……”
叶剑英讲话时态度诚恳，平易近人，没有国民党大官们那种官架子和官腔。这如同一股清风，使在场的旧政府职员感到耳目一新。
接着，叶剑英又风趣地说：“蒋介石把自己抬得至高无上，要做‘最高领袖’。你们诸位听到‘蒋委员长’、‘蒋总统’都要马上立正。我现在叫他‘蒋介石’你们听不惯吧。不要紧的，以后就习惯了。他本来就叫蒋介石嘛。”
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气氛立即活跃起来。
听了叶剑英的一番话，大厅内的旧政府人员心服口服，消除了顾虑，觉得前途光明。刘瑶章等人表示，要努力配合人民政府的接管工作。
他接着向叶剑英介绍了北平市内的有关经济机构的名称、地址和负责人。
叶剑英、徐冰还详细地询问了北平市政府各局、处、所的组织及人事情况。刘瑶章等一一做了认真的回答。
整个接管仪式庄严肃穆，历时两个多小时。
在接管平津的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城市接管工作迅速扩大。而早在半年前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就已经预计了这种形势的到来。“九月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决议》认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为贯彻“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通知后，积极抽调第一期南下干部2000多人，于1948年12月组建了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益都县王岗村一带。
首批南下干部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行署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全部学员达3000人左右。
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山东各战略区的南下干部经过短期集训后，从1949年3月初开始，按照中央和华东局要求，在临城党校各战略区的1.5万名干部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在临城期间，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干部名单：刘少卿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为便于统一行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决定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抽调一部分提前南下，参加渡江作战，随军筹集粮草。1949年3月下旬，随军筹粮干部队伍大队在合肥被编入各集团军，受谭震林指挥，并拟定了随军行动方案。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中队部暂跟各自的师部行动，各小队根据需要由师部分配到所属团、营和连队。不久，各中队、小队分别到达部队沿江驻地和部队一起待命。随军干部预定的渡江地点和口岸在安徽无为县的姚沟至汤家沟一线。
当渡江战役打响，随军南下干部与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奋力冲向江南的时候，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